地图背后的故事-江淮水难
    本站收藏的一张老地图《民国二十年扬子江、淮河两流域水灾灾况经济调查图》揭示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惨重的一次灾难...那是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夏秋之交。全国大部分地区淫雨不绝，江、淮、汉、运、黄、诸水泛滥，肇百年未遇之大水灾。沿江滨淮之鄂、苏、皖、湘、浙、赣，及黄河下游之豫、鲁等省，罹害尤烈。合计全国水患波及者达23省，灾民1亿，遭洪水吞没者370余万人。广大城乡庐舍荡然，民食恐慌，疠疫丛生，交通断绝，商务萧条，全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近代中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天灾人祸相煎的极端困苦中进入1931年的。这一年的7月到9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的全国大水灾袭击了业已破败不堪的广大市镇农村。接着，9月18日(八月初七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4个多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而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也从本年开始波及中国。加之国民党政权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遂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一场自本年直延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的严重危机之中。大水灾则是促成这场危机的重要条件之一。
    此次水灾地区广袤，灾情严重。长江及其各支流，如沱江、岷江、涪江、汉水、湘水、沅水、澧水、赣江，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粤水，几于同时泛溢，华北的黄河及其一些支流，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亦积潦成灾。国民政府之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在论及江淮水灾时写道：此次灾难“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记录的大灾”，“受灾地域比英国全境还大，约相等于纽约、康涅狄克、新泽西三个州合起来的面积。”“堤岸溃决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没顶。几百万人不得不在严冬的大部分时间内辗转流离。淹没地区平均水深最高达九英尺；这些地区内的农舍有45％被冲毁。”当时全国有多少省份被灾，并无统一之数据。按7月底(六月中)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之报告:为16省--湖南、安徽、湖北、江西、河南、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川、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据8月7日(六月二十四)《申报》载《水灾丛评》一文述及黄河流域灾况时，除列冀、鲁、豫等省外，称山西、陕西、绥远等省，向为苦旱之区，此次亦有部分县乡横遭河患。9月《时事月报》载《全国空前罕有之大水灾》一文，所举被灾省区除与上两件材料相同者外，尚列贵州为灾区。而同月内政部民政司向全国发布灾情广播新闻时，谓云南、青海亦罹水患。另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档，广西亦曾陈报潦情。如上累计，全国为此次水灾所不同程度波及者，达23省之多。严重受灾区面积，约计150万方里。灾民人口，据8月4日(六月二十一日)南京政府之国务会议宣称，16省为5，000万以上。国民党《中宣部为赈济水灾告全国书》及蒋介石之《通电弭乱救灾》一文，均持此说。而内政部民政司之上述广播，则谓灾民“不下七、八千万人”。据上海市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估计，约有灾民1亿人，几占全国人口总额1／4。另据邓云特之《中国救荒史》，死亡人口约为370万人。
    被灾各省中，以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山东8省最为严重。据国民政府赈委会计算，各该省受灾面积，“湖南占十分之四，湖北占十分之三，安徽占十分之七，江苏占十分之六，江西占十分之三，河南占十分之二，浙江占十分之一”。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亦曾对江淮流域之湘、鄂、赣、皖、苏、豫6省90县中2，366村11，791户作调查，各该地区田地中水最深时，平均在9尺；皖南达11.5尺，湖南最深，达11．7尺。房屋不能居住之时间平均为51天之久，其中安徽无为县长达114．7天。淹倒之房屋，占总数45％。入冬以来农民流离失所者达40％。该报告以90县调查所得之结果，为代表灾区全部131县之一般情况，由此估计131县共被灾420万户，占总户数53．2％，以每户6人计，被灾人口共2，520万人；被淹8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55．8％；经济损失约20亿元。这个报告较为深入、细致，其调查数据常被引用。近年的研究者(如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则进一步指出了该调查之某些缺陷：一是没有调查城市，特别是武汉、芜湖、南京等受淹城市之损失。二是把灾区限制在可能是属于重灾的131县。而据水灾救济委员会对上述灾情严重之8省统计，其确罹水灾而提出报告者271县，占总数642县之42％，未被灾的75县，占总数的12％，没有提出报告的296县，占总数的46％。但未报告者未必无灾，故该8省被灾县分当在300以上。又据赈务委员会对苏、皖、浙、湘、赣、鄂、豫7省统计，被灾面积为318，629方公里，灾民43，300，849人，死亡265，754人，房屋财产损失1，575，330，360元。综合以上两件官方统计，除经济损失一项，因与金陵大学调查的计算方法不同(赈委会未计农作物损失)，小于20亿元之外，其余数据均较金陵大学之调查为大。而南京官方之灾情报告，通常又总是低于受灾区之实际情况的。
    此次大水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降雨量大而集中。9月《时事月报》载竺可桢、刘治华《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一文称：长江流域历年来之梅雨时期起自6月中旬至7月上旬止，而本年6月之梅雨鲜见，7月份则阴雨连绵。“按徐家汇天文台统计，1873年至1925年每月之平均雨日及平均雨量之分布图，九江、安庆、南京、镇江、上海等处7月分之平均雨日在十天至十六天之间，标准雨量为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厘上下。以今年7月分各地所得雨日论之：九江为十九天，安庆为十七天，南京二十三天，镇江二十二天，上海二十一天，嘉兴十九天，均较标准平均数为多。又以7月分所得雨量计之，九江得四O四·四公厘，安庆六九一·九公厘，南京六一八·三公厘，镇江六O二·六公厘，上海三四四·八公厘，嘉兴三四九·五公厘，均较标准雨量多一倍半至三倍以上。因此长江流域之雨量特别增多，大江之容量有限，以致洪水汜滥”。
    其二，长时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之破坏。水灾发生后，当时许多人纷纷著文，指出河工不修、森林砍伐、各地方当局及公司盲目的屯垦或圩筑，致使各河湖丧失积水排洪的能力，实为水灾严重化的重要原因。“欧美各国，均有水患而未成灾者，全在其能应用科学方法，例如培植森林，以预防之是也。”“水利森林之不作警备，则数十年已如一日，似此而当非常之天灾，其不发生空前之奇祸，实为间不容发之事”。
    其三，南京政府缺乏抗灾之决心与能力。该政府建立数年以来，以内战为第一要务，军务费、债务费占了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如果不计债款收入，1927年至1930年，每年财政赤字之累计达47，110万元，这种财政状况，自然不可能顾及防灾抗灾。各省很少的一点水利经费也经常被贪污挪用。本年8月14日(七月初一日)国民政府决议设立水灾救济委员会，以宋子文为委员长，专司抗灾救济之组织领导。然宋氏宣称：“此次水灾之大，所费金钱，纵无限量，所筑堤岸，纵极强固，亦无术抗此洪流”。事先宣布抗灾不可能成功。8月30日(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告水灾被难通胞书》，除宣告坚持其反共内战之既定政策外，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效之救灾措施。水灾救济委员会承认，“政府虽经颁发赈款二百万元，并即日发行公债一千万元，究属杯水车薪，终苦难于普及”。对于这场罕见的浩劫，国内外各界有识之士都满怀着忧虑。8月9日(六月二十六日)，年逾9旬的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为灾民请命》，抨击国民政府抗灾救灾之软弱无力，文曰：“余以为近世科学昌明，举凡水旱疫疠等灾变之来，大都人力皆可抵御”，“退一步言，防灾不能，如能力谋拯救，犹不失为亡羊补牢。吾人对于救灾，至少应与目前任何要事；有同等注意之必要，而征之事实，灾祸时将二月，赈务委员会筹谋急赈，亦将一月，除首都近畿请得急赈数万元外，余都格于财政，一切治标治本之计划，未见实行。虽曰国库艰难，但千万灾黎，日夜引领盼待吾人之拯救，望眼欲穿，吾人其将何以慰此忍死待命切望之忱”。美国记者斯诺亦为中国的命运而担忧，他写道：“长江的瘫痪就是中国的瘫痪，因为伟大的‘金沙江’是诗人所称的中华之邦的命脉。重灾之后的恢复不是几天的事，也许不是几个月或几年的事。”